20世纪50年初，张大千取道香港赴印度举办画展。3、4月间，张大千考察印度西南部文达雅山阿旃陀石窟，临摹壁画，为他的笔端注入了新的素养。5月，到达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大吉岭。这里山峰雄奇，烟岚变幻无穷，令其不忍离去，于是赁屋暂居，流连盘桓数月之久。张大千自谓“大吉岭时期，是我画多、诗多，工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……目力当时最佳，绘的也多精细工笔”。

此幅绘身披纱丽的印度仕女。仕女云鬓饱满，蛾眉淡抹。所着纱丽衣纹线条圆劲流畅，极富质感。张大千书“印度纱丽即佛经所谓天衣……相传昔有公主服七重纱丽，犹见肌肤。敦煌二百六十八窟有盛唐大士，亦画纱七重，每惊神妙”可知，画家借鉴在敦煌临摹壁画所习得的手法，以爽利的气韵复合春蚕吐丝的描绘法，精心勾摹出了“薄于蝉翼”的纱丽轻盈的质感。人物不事背景，仅以两枝折枝花渲染幽静素雅的气氛，营造出一种壁画的装饰性。一百合，一牡丹，亦有富贵吉祥的寓意。

据题识，张大千此幅是寄赠老友台静农，是对老友的良好祝愿，也是慰藉彼此的乡愁。正如画中仕女，眼眸微微低垂，在富贵娴静中，有一丝怅惘，道尽了“寂寥秋色无人赏”的愁绪。去国离乡，张大千只有借助画笔，抒发出对亲朋故旧的思念。

（李寒凝、杨之歌 编写，2021）